100多年来 日式神社在台湾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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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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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4日,当台北的台湾大学师生为反对民进党当局对台大校长任命野蛮干预而发起“新五四运动”之时,作为岛内绿营“喉舌”的《自由时报》却在头版位置刊登了一则“台湾籍”神社神官在位于屏东的“高士神社”主持祭奠的新闻。 台湾为什么会有?神社在台湾的历史和当代社会中又分别扮演何种角色?本文将逐一进行梳理回答。 作为殖民工具的神社1895年,台湾在清朝甲午战败后被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海外殖民地。

为了能够稳定控制与统治台湾,国家神道被选做了重要工具,以期通过改变当时台湾人民的宗教信仰,实施“教化”,最终将台湾人“同化”为“大和民族”。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神道”与日本自古就有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其实并不相同。

前者是在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为树立自身合法性,重新型塑国家合法性而推行“神道国家化”的产物,本质是一种将国家主义通过宗教话语进行阐述的产物,在初期受到佛、道教和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一致反对,因而一直到大正时期才逐步完善。

日本在台湾建立第一座神社是位于今台南市的“开山神社”,该神社为原“开台圣王庙”改建而来,是清廷收复台湾后,地方乡绅为纪念郑成功而建。

清廷重臣沈葆桢赴台履职后,原址扩建为“延平郡王祠”。 日本占据台湾后,为笼络人心平息反抗,在1904年将其改为“开山神社”,建筑保持原样,仍然祭拜郑成功,但重新调换了其中的神职人员,由日本人平松义雄任神社宫司,开始了延平郡王祠的神道化。 1914年,开山神社大规模扩建,在保留原建筑物外,新建神馔所、手水舍、神乐殿等日式神社“标配”附属设施,进一步使其“神道化”。 日据时代的台南开山神社与此同时,日本殖民当局亦开始着手谋划筹建台湾的国家神道中心,即台湾神社。

早在1896年,日本的贵族议院就提出《以国费于台湾建设神设之建议案》,决议兴建台湾神社。

之后不断有议员提出兴建台湾神社议案。

1900年,台湾神社的选址工作与祭祀神明界定完毕,报日本帝国议会批准,1901年正式落成。

台湾神社建在今新北市芝兰一堡剑潭山,祭祀的主神为病逝于台湾的日本皇族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以及“开拓三神”大魂国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

神社总面积达5公顷,格局包括本殿、拜殿、手水舍、鸟居等,自下而上形成三阶梯结构,与日本本土大型神社别无二致。

台湾神社被日本本国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希望其成为在台日本人与台湾本地人共同的心灵寄托之地与神圣感的源泉。 以这些“平定台湾的英雄”为主神,一方面可抑制台湾反日情绪,另一方面也抚平殖民官员与军人的情绪,最终成为如同日本本土守护神社伊势神宫一样的台湾“守护神”。

因而,神社的设计与建造都邀请日本本土的名家来做,周边环境也为了兴建神社重新整修,甚至特意建造火车淡水线车站与连接基隆港的明治桥,并拓宽了周边道路。 此后,台北神社又经1909年和1913年两次扩建,规模一再扩大。

台湾神社全图台湾神社的兴建,不仅是日本在殖民台湾,实施对台湾人民的“教化”与“同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之后日本在包括朝鲜、东北和东南亚等地殖民地延展国家神道体制的先声,对整个日本殖民体制的确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后,日本殖民当局又先后在汉人聚居地和原住民聚居地兴建各类规模不同的神社,根据日本官方记载,共计68座。 此外,也有民间自发兴建神社,以及遥拜日本本土神社的所谓“遥拜所”,加上官方神社,则共计200余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对外扩张步伐,兵源需求逐渐扩大,为了让台湾人成为可以让军方“值得信赖”的兵源,“皇民化”政策的实施日趋强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殖民当局推出“一街庄一社”政策,试图快速通过推动神社替代传统寺庙,让国家神道替代中国传统民俗宗教成为台湾人精神世界的主导因素。

台湾神社作为在台国家神道体制中枢的作用不断提升,既有的神社由于木质结构受台湾的亚热带气候与白蚁侵蚀日益不堪重负,因而台湾总督府在1935年即决定营造新的台湾神社,随后邀请日本学界、政府与宗教界专家分批来台考察,共同商定营造事宜,最终决定在今台北圆山饭店附近兴建“台湾神社新境地”,并在今圆山忠烈祠处建“台湾护国神社”。

两者一体建设,于1937年动工,护国神社于1942年建成,主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海外战死的与台湾有关的“英灵”。 新境地则在1944年因主神增设神道教最重要的天照大神而升格为“台湾神宫”。 台湾护国神社原貌然而,就在台湾神宫升格的同一年,一架日本军机被美国军机击落后坠毁在神宫附近,导致神宫大量建筑受到波及被毁,至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台湾神宫再未恢复,似乎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与殖民者最终的命运。

作为“去殖民化”主要目标的神社尽管日本殖民者对国家神道体制与神社的“教化”功能寄予厚望,但事实上宗教信仰从来都是无法强迫的。 相反,由于日本殖民当局的种种强制措施,特别是在加强“皇民化”政策后,禁止台湾人民信奉原本的宗教,强迫其向神社神灵祭拜,遥拜天皇,甚至迫使汉民改变祖宗牌位与宗祠形制,全部“日本化”,使广大台湾人民愈加排斥与痛恨神道。 如台湾神宫在建造之时,就将剑潭山下三百年古刹剑潭寺移走。 因而,在1945年国民政府光复台湾后,根据其“去殖民化”总体思路,对台湾地区神社的接受、拆除与改建几乎没有遭受到任何抵抗。

作为国家神道在台湾中枢的台湾神宫与台湾护国神社的处理具有典型意义。

台湾神宫由于1944年大火而受损严重,因而很快受到拆毁,1945年短暂改为市民教育中心,后改建为台湾大饭店。

1952年,宋美龄等国民党政要组建的“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将饭店盘下,改建为如今驰名中外的圆山大饭店。 神宫遗迹除少部分留在原址外,铜牛、铜马等物则分别迁往了台湾博物馆、剑潭公园等处摆放。

圆山大饭店前依然留有一些神宫遗迹台湾护国神社的主体建筑,包括正殿、鸟居、石灯笼等日式建筑均被视为“军国主义象征”而遭到拆除。

1969年,在原址兴建仿北京故宫太和殿的“国民革命忠烈祠”,四周均为青草地,祠内供奉自辛亥革命以来为国捐躯的军民烈士。 台北的忠烈祠自此成为春秋雨季台湾各路政要献花祭拜的场所。 台北圆山的“国民革命忠烈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