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中国人统治了印度皮革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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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3

伊拉克战争不仅把美国拖入战争泥潭,更使伊拉克生灵涂炭,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扎伊迪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伊拉克民众已厌倦政治,“我会把‘小偷政客’通通关进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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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作为文物保护者,天龙山文物管理所长期致力于石窟保护、“复原”,乃至国宝回归。

  三门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范付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切实增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履职尽责,增强合力,切实肩负起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重任。要勇于担当,强化举措,全面做好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各项工作。各县(市、区)主管领导和处非办主任,市处非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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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治擅自变更办学地址行为。方案提出,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中小学校及教师的管理,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办学、联合招生、为校外培训机构提供培训场所或将学生在校外培训机构的考试成绩及综合评测结果等信息与招生录取挂钩的,视情节严肃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对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任教、为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招生宣传、诱导或强制中小学生到校外培训机构补课培训的中小学校教师,在年度考评、职称评定、岗位聘用等方面实行一票否决,情节严重的,取消教师资格,并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记者董禹含)

  一路走来,当日本、韩国以及大陆的戏剧与节目先后大放光芒的同时,回顾台湾,戏剧与综艺节目的规模与数量却都每况愈下,陷入宛如魔咒般的恶性循环:对内是电视广告总收入下滑、对外是销售市场打不开、难以回本,影视内容的投资额度随之下修,这么制作出来的戏剧与节目品质,当然又随之降低,结果就更加吸引不了观众、也销售不出去。  台湾《旺报》14日社评指出,当韩剧与大陆剧的拍摄成本,已经纷纷突破每集新台币2000万的大关,台剧的拍摄成本却是反向发展,不但下探到每集新台币100万,而且产量越来越小。长此以往,台湾影视产业必将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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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看见几家中餐馆门口的红灯笼,人们才能想起这儿还有个中国城。 印度中国城,成了一个“濒临灭绝”的社区。

连中国菜市场上的粥铺都被越来越多的孟加拉人承包,变成了不熟悉的味道。

。 1930年,李先生为了躲避战乱,坐上了从中国开往印尼的轮船。 海上本来一切顺利,谁知轮船拐错了一个弯,目的地就这么从“印尼”变成了“印度”。 到了中国城,街上耀眼的红灯笼终于让李先生觉得,生活有盼头了。

像李先生这样出来讨生活的人不在少数。 英属印度时期,加尔各答作为首都,摇身一变成了国际化的聚宝盆。

对底层民众来说,到加尔各答就约等于到了英国,是发家致富的象征。

那时的加尔各答中国城已是一片初具规模的小天地,洋气的英式小楼里布满中国饭店、商铺、赌场、鸦片馆,再走两步,还能看见热闹的同乡会和挂着红绸的关公庙。

街上的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往来不绝,俨然一个国际化的商业区。 清末民初的底层移民很多没带家眷,有的在中国城发家之后,就顺势娶了二房。 消息一经传出,就成了促使国内亲戚移民的“活广告”。 1924年,中国城的南京饭店一开业就成了当地最高档的馆子,地位如同上世纪的北京莫斯科餐厅,去南京饭店吃饭才是“混得好”的证明。

这家传奇饭店成了宝莱坞明星的最爱。

据称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也曾在访问印度期间前去就餐。 ●●●对于原本一穷二白的移民,繁华的代价是日复一日的劳作。 那是一个各显神通的时代,广东人做木工,客家人造皮革,湖北人当牙医,日本人开洗衣店。 印度宗教等级森严,服务业常常被看成低种姓才会做的职业。

尤其是皮革制造业,由于印度教奉牛为神灵,造皮革也被视为最低贱的行业。 而这恰恰是客家人擅长的活计。

一开始,新移民只能从穆斯林教徒那购买皮革,制成精美的皮鞋。 后来,一些贫困的移民开始在城乡结合部塔坝自己晒皮革。 本来是纯手工作坊,一战时期,许多印度皮革厂倒闭了,大家东拼西凑,用攒下来的积蓄买了机械设备,一下子升级成了皮革厂。 1960年代,塔坝皮革厂已经有近300家。

客家人做的皮革和皮鞋几乎垄断了加尔各答的市场。 这个一开始被印度人拒绝的行业让印度华人奔了小康,不仅有钱寄给国内的亲戚,还反过来养活了一大批印度工人。 1969年,华人还办起了手工印刷的报纸。 美国总统大选和社区新餐厅开张都会成为头条。 像每个新移民聚居区一样,黑帮斗殴也时有发生。 但是“野蛮生长”的混乱中,中国城让一批批难民成功掘金,连在中国城卖炸虾都能养活一家老小。

繁荣景象在1962年戛然而止。

一切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生活,突然脱轨并急速下坠。 华人财产被冻结,工厂关门,数千人被当作间谍抓起来。

甚至有土生土长的印度人,仅仅因为名字听着像中文,也被关到了沙漠中的收容所。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仅持续一个月,但很多人却一直被关押到1967年才陆续被释放。

。 生活还是得继续。

到90年代,随着欧洲皮革订单激增,塔坝中国城获得喘息的机会,发展出200家皮革厂。 然而好景不长,好不容易恢复生机的华人造皮大业遭到了印度“产业升级”政策的会心一击。 为了整治城市污染,印度最高法院1996年发布指令,要求将所有制革厂从塔坝转移到位于偏远的郊区。

因为舍不得自己的皮革厂,一些华人一度当起了“钉子户”,关起大门偷偷生产,门口还要有人放哨。

然而即便如此,被发现的时候皮革厂还是难逃被“抄家”的命运。 曾经的皮革厂老板李先生说:“我就是那时走投无路才干起了餐馆,当时一天能有三四家债主找上门,不改行就只能去当乞丐了。 ”支柱产业一坍,中国城也像泄了气似的,一天天萧条起来。 ●●●如今,塔坝的华人制革厂大多已经关闭,只有中华美食还在顽强地延续,让整个社区转型成了“中国美食村”。 每天都有加尔各答的上等印度人驾车来到这里,驶过年久失修的狭窄路面,只为享受经过改良的北京烤鸭或者回锅肉。 夜幕下,“北京饭店”、“热锅餐厅”、等中文霓虹招牌格外耀眼。 莫妮卡·刘是如今中国城的风云人物,经营着六家餐厅。

她拥有一处几亩大的院子,用来养狗和开私人派对。 提起曾经的遭遇,她还是心有余悸。 1962年战争时,9岁的她和家人因为被怀疑成间谍,被关进沙漠中的收容所。

出来的时候家里已经一无所有,全家7口人,而爸爸兜里只有24卢比,连一顿午餐都买不起。 远在中国老家的祖父也因为断了经济往来而被饿死。

爸爸妈妈做了一个月炸虾,终于有钱租房子。 而莫妮卡·刘也继承了父母的职业,从卖炸虾开始,拥有了一家有一家自己的餐厅。

75%的年轻人都决定移民由于华人社区人口从6万跌到3000,2010年,培梅学校因为缺少生源关停,学校变成社区活动中心。

四层楼顶设有一座关帝庙,等待着逢年过节回来看看的老校友。

而剩下的年轻人,至少有75%决定移民。 培梅学校只是一个和朋友打篮球的场所。

他在加尔各答国际学校读书,毕业后打算去加拿大上大学。

听到这话,莫妮卡·刘笑了笑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打算这么做,到头来,估计就剩我一个老太婆留在这了。

”随着中国城的子民排着队移民。

印度华人家庭都变得像跨国组织,几乎每家都有“加拿大-印度-华裔”亲戚。 家族产业总要有个接班人,继承家业几乎成了年轻人留下来的唯一理由。 廖峰基是一名餐馆“二代”,在台湾读书后回到塔坝帮父亲经营餐厅。 他说:“现在我在加拿大的朋友比我在加尔各答的朋友还多。

”在他Facebook页面上,最近一张照片是二十名印度华裔年轻人聚集在机场,他们正在向伙伴告别。 他解释说,只有那些有生意的人才会留下来,其他人迟早会离开。

今天,当印度开拓市场的中国企业员工去中国城吃炸虾时,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想起一百年前,先辈仅仅带着一张船票,就赤手空拳在这片异土拼出了一块属于的飞地。